1.想，因为修真功德可以帮助你提升自身的修行能力，提高你的修行效率，从而达到更高的修行境界。

2.修真功德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用处，比如初级阶段可以帮助你培养基本的修行习惯，中级阶段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修行的原理，高级阶段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运用修行的原理，从而达到更高的修行境界。

3.同时，修真功德也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修行进度，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修行方向，从而达到更好的修行效果。

1、圆瑛（1878—1953），福建古田平湖乡人。现代爱国名僧，佛教领袖。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，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。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、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，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。

2、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东北三省。圆瑛目睹流亡到关内无家可归的关外同胞的悲惨情景，耳闻日本侵略军在我东北大地的种种暴行，深怀国土沦丧之痛，感到自己作为全国佛教会主席、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应为救民救国尽力，有责任唤起民众抗敌卫国。

3、因此，圆瑛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护国道场，并通告各地佛教会组织启建护国道场。在法师的倡导下，全国各地寺庙都启建了护国道场，一时间各寺庙香烟缭绕，听者云集。法师从佛教的角度阐释保家护国的道理，起到了号召民众起来抗敌的重要作用。

4、当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北时，圆瑛又在上海发起护国息灾法会，并请在苏州闭关的印光法师至上海说法，号召全国佛教僧侣抗战报国，为抗日将士捐款。

5、圆瑛还写信给日本佛教界，号召对方“用大无畏精神，唤醒全国民众”，“制止在华日军的暴行”。在信中，法师从佛学的角度，阐明了处理国际关系所应持的平等原则。此信语重心长，富有说服力，不仅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反响，而且在东南亚佛教徒中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6、1937年10月以后，圆瑛几度携带其随侍弟子出国讲经说法，筹款救国，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。至1939年止，总计募得十万余元，并陆续汇往上海，充当抗战经费。

7、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作为佛家弟子，理应秉承菩萨原义，行救苦救难之责。因此，圆瑛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，决定成立灾区救护团，由他亲任团长，并紧急通知京沪地区各寺庙，派出两百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，成立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。随后，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、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。

8、身为救护团团长的圆瑛，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位僧侣发扬佛教救世的“大无畏”、“大无我”、“大慈悲”的三大精神，不怕脏、不怕累、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死，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救难。救护队深入前线，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，救死扶伤，护送难民。原本不染血腥的清静之地——寺庙，也成为收容战地伤兵的佛教医院，和接纳灾区难民的佛教收容所。

9、1937年冬，上海沦陷，废墟一片，尸横遍野。阵亡的中国士兵和遇难民众的尸体，日军不准收埋，中国百姓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。圆瑛以大无畏精神，发起组织掩埋队，由玉佛寺、法藏寺、清凉寺、国恩寺、关帝庙、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。每天用四辆汽车，由掩埋队将尸体抬上车，送到郊外掩埋。昼夜不停，花了三个多月时间，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。

10、圆瑛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，获得国内外的高度赞扬，连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：“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。”

11、圆瑛的正义行为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。由于法师在国内外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侵略者先是对他进行拉拢，要他出任“中日佛教会会长”，企图以此控制中国佛教界，并控制中国民众，遭到法师的严辞拒绝。

12、日本侵略者露出了狰狞面目。1939年农历九月初一，时逢上海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。正当圆瑛在殿堂上供礼佛像，日本宪兵突然包围殿堂，以抗日罪名逮捕法师并严加审讯，企图威逼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。法师大义凛然面对侵略者的刑具，毫不屈服，高声念佛。

13、随后日寇又将他押往南京的日本宪兵司令部，由日本的所谓佛学专家进行刑讯。这些专家被圆瑛高深的佛理驳得哑口无言。理屈词穷的日寇恼羞成怒，对法师进行百般肉体折磨，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，几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，企图迫其就范。

14、圆瑛心系民众，深信自身痛苦可以减免众生痛苦。最后日寇无计可施，又因法师名播中外，众望所归，在日本也有很高声誉，只好将他释放。脱离虎口的法师，仍不改初衷，为抗敌救灾而奔走呼号。

15、圆瑛法师是现代中国佛教界的精英，出世常怀家国忧，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，他不因自己无守土之责而超然物外，却挺身团结佛门僧众，共赴国难。他在抗战中所表现的大心懿行和无私无畏的事迹，将永载在中国现代史册上。